无论是本世纪20年代以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两个家庭》为代表的“问题小说”，还是80年代中期以《世界大串连》、《伐木者，醒来！》、《皇皇都城》等为代表的“问题报告文学”，都曾经引起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及至90年代，余秋雨的散文，无论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还是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全力推出的散文新作《霜冷长河》，不但成为文化界、读书界关注的热点，而且成为广大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创作、出版阅读都疲软的态势下，余秋雨的散文“独领风骚”已近10年，究竟缘何如此？我以为是“问题散文”使然。
余秋雨的散文选题集中在大量的古今问题上。如《一个王朝的背影》是叙述分析清代政权由盛而衰的问题；《流放者的土地》是针对“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大舒服的部位”，研究剖析中国流放问题；《十万进士》是专门研究分析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利弊问题……而在《霜冷长河》中，余秋雨谈友情问题、名誉问题、谣言问题、嫉妒问题、善良问题、年龄问题，并且对许多文学青年的来信给予复信，简言之就是余秋雨面对青年人在生活中遇到的令人苦恼的问题的一一回答——怎么办。
中国文化人向来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胡适曾提出过“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是不可取的。在社会安定、国家平稳的今天，“多研究点问题”应该是我们每位有良知的作家、理论家的正确选择。在散文写作方面，“如果完全没有问题，没有追索问题、展示问题、阐释问题、解决问题的欲望，文章就没有开弓之力，那怎么射得出去呢？”（余秋雨语）余秋雨的“问题散文”之所以引起轰动效应，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第一、建国后至80年代末40年间，歌颂散文、抒情散文、矫情散文、控诉散文以及小女人散文等类型的作品，轮番出现，但大多仅止于“一己之悲欢”、“草芥之微”。散文成为抒发个人胸中之块垒的小篇什。也有些散文似乎“小中见大”，由个人的观察联想到祖国山河之命运，如杨朔的散文，但其中有不少虚假成分，难以真正感动或影响大众。余秋雨的“问题散文”，正是对这种无足轻重散文的“反拨”和“超越”。他从民族、历史、文化、习俗中的诸多问题入手，作为其散文的“切入点”，分析事件的成败、历史的兴衰、人性的弱点，冷静地思考中国社会古今遗存的种种问题。
第二、余秋雨的散文，从“问题”切入，与社会现实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与人民大众的生活相趋近，与读者的心理期待相吻合。如敦煌的文物应该运向何处？灾难对苏东坡究竟是好是坏？历史的废墟应该平整还是应该保存？对卑鄙的小人应该不理还是应该斗争等等。而一些矫情散文，小女人散文，甚至一些明星名人的散文，由于与社会、现实、历史问题、大众情感的联系疏远，很难引起读者共鸣。
第三、如果仅只是提出问题，那肯定还不够。余秋雨的散文不但选准一个个困惑人们心头的“千年问题”，或“世纪性问题”，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分析问题、拷问问题，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何以会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国家、民族有无？如何认识、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譬如《十万进士》中，在回顾了科举制度的利弊优缺之后，分析出科举制度造成的社会心理恶果、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如伺机心理、骑墙态势、矫情倾向，甚至对唐宋、明清对科学制度先后进行的良性、恶性整治也一一道来。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和可读性。
第四、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读者的文化品位不断提升，阅读兴趣也从以往欣赏虚构的小说转向真实的散文，加之专发报告文学的杂志停刊，问题性报告文学减少，读者在寻找、企盼“解惑性散文”。过去那种饱含水分的“抒情”变成实实在在的“慨叹”。在这种态势下，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从书房中走出来，寻阳关道，访莫高窟，进出寺庙，研究善恶……仿佛一个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作业”，一路“苦旅”，一路“笔记”，经风历雨，“霜冷长河”，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余秋雨总结文化、回顾历史，多方透视民族的灾难，以温良的文风、以善朴的微言醒世、警世，提出问题，探讨问题，这就是余秋雨采取的跨世纪文化策略，他提供了当今社会人们最需要的话语范本——一种非常有建设意义的创造。
说到底，余秋雨的“问题散文”只是他的文化态度、文化策略的“作业”而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研究者，他注重实际人生，具有深厚的感时忧国意识。作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和现代意识的学者，他也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像一切有进取精神的仁人志士一样，他要继承屈原、杜甫、苏轼、范仲淹、顾炎武等人的情感使命，因此他才获得了高瞻的世相眼光，他才有可能把20世纪中国散文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他却在说：“新的世纪一定是日新月异的，有极多的难题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不能老做昨日的文章，而要做明天的功课。”
是的，但愿我们都来做“明天的功课”，那就是实现中国人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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